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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濤:當前貨幣政策凸顯五大新內涵 維護金融穩定是央行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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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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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管濤

  上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求是》雜志上發表《堅守幣值穩定目標實施穩健貨幣政策》文章,全文對于加深理解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具體內涵大有裨益。

  貨幣政策框架要符合國情

  長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框架采取多目標制的做法被業界所詬病。然而,從二戰后全球貨幣政策框架的演進看,也是經歷了從多目標到單一目標再到多目標的反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央行更是普遍反思了單一盯住通脹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的局限性,越來越多的央行開始將金融穩定目標納入貨幣政策函數。由此可見,不同時代面臨的主要矛盾不同,貨幣政策框架演進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對貨幣政策不斷探索和深化認識的過程。

  實踐中不存在所謂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唯有合適的才是最好的。鑒于中國經濟“轉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特征,貨幣政策多目標制是現實的次優選擇。當然,在具體實施中要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動態調整不同目標的權重,妥善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與“防風險”(或者說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

  該文專門以物價穩定目標為例說明,不同的國情對應著不同的通脹目標,提出1%-4%都是合理區間。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現在的通脹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該文特別強調,通脹目標的設定只有離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趨勢不遠,才能夠起到穩定和引導社會公眾預期的效果,這樣的貨幣政策才是符合實際和有效的。

  在談及“堅守幣值穩定”這個根本目標時,易綱指出,中國要根據形勢發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確定和衡量價格水平的方式方法。

  應當有所為有所不為

  該文客觀分析了后危機時期,主要經濟體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利弊。主要結論是,短期內對沖了危機沖擊,防止了經濟和價格螺旋式下跌,但從中長期看延緩了經濟內在的調整,加劇了結構性問題,最終形成貨幣刺激依賴,非常規貨幣政策趨于“常態化”。

  從各國貨幣政策的新實踐看,經濟增長趨勢等基本面因素是由重要經濟結構性變量所決定的,貨幣過度寬松會降低改革和調整的動力;放松貨幣條件總體上有利于資產持有者,超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加劇貧富分化,延長危機的調整;零利率和負利率會使利差收窄,弱化銀行體系。

  該文提出,貨幣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方面,既不能畏手畏腳,也不能大手大腳,要根據實際情況把握好政策目標和政策力度,高度關注貨幣政策過度使用后對供給和經濟結構的中長期影響;要注意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相互配合,貨幣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避免經濟大起大落,而經濟增長根本上取決于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

  維護金融穩定是央行新使命

  后危機時代,中國的貨幣政策在兼顧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傳統目標的同時,又加入了金融穩定的目標。

  該文指出,一方面,當前中國金融體系和資產市場規模巨大,且容易產生順周期波動;另一方面,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前期積累的風險難免會水落石出。為此,央行要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把保持幣值穩定和維護金融穩定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關鍵點上,央行要精準發力,履行最后貸款人職責,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同時,要強化宏觀審慎政策,壓實各方面責任,共同發揮好在防控系統性風險中的支柱性作用。

  日前高層專門研究推進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工作,提出要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注重在改革發展中化解風險,完善防范、化解和處置風險的長效機制。

  促進財富增長

  是央行保持幣值穩定新擔當

  該文開宗明義地指出:“千招萬招,管不住貨幣都是無用之招。”貨幣政策的人民性體現為,能否守護好老百姓手里的錢袋子,保持幣值穩定,不讓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變得不值錢了。

  而這方面有別于維持物價穩定的傳統使命,還包括用適當的貨幣條件促進財富增長,避免加劇貧富分化和金融風險;要保持正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傾斜的收益率曲線,為經濟主體提供正向激勵,這符合中國人儲蓄有息的傳統文化,有利于適度儲蓄,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該文突出強調,要在世界經濟可能處在長期下行調整期的環境下,做好“中長跑”的準備,盡量長時間保持正常的貨幣政策,以維護長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未來幾年,還能夠繼續保持正常貨幣政策的主要經濟體,將成為全球經濟的亮點和市場所羨慕的地方。即使全球貨幣放水,中國也將堅持穩中求進、精準發力,不搞競爭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寬松政策,始終堅守好貨幣政策維護幣值穩定和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福祉的初心使命。

  貨幣環境

  要與潛在經濟產出要求相匹配

  之前的相關提法是,保持廣義貨幣供應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而這里是第一次提出貨幣環境要與名義潛在經濟產出(含物價變動)要求相匹配。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當前中國經濟是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疊加,但主要是結構性矛盾和發展方式上的問題,結構調整優化是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該文明確在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貨幣政策要把握好總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政策過緊,會加劇總需求收縮和經濟下行;政策過松,又可能固化結構扭曲,推高債務并積累風險。

  所以,未來央行的貨幣總量調控是要與名義潛在產出增長相匹配。也就是說,隨著人均國民收入從低收入走向中高收入甚至高收入階段,潛在經濟增長放緩,廣義貨幣供應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行將成為“新常態”,全社會必須深刻認識和主動適應這種變化。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國際實踐表明,過度的貨幣刺激反而會在中長期造成諸多復雜的后遺癥,影響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與此同時,為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貨幣政策也可以在引導結構調整優化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為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還要著力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尤其是薄弱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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